2月17日，全球化智库（CCG）作为唯一中方机构，连续多年与慕尼黑安全会议联合举办正式官方边会。本次会议以“中国、欧洲和美国：大国政治时代的气候合作”（ “Chin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limate Cooperation in an Era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为主题，聚焦地缘政治大国时代的气候合作。邀请了来自中国、欧洲和美国等国家的政策顾问和领域专家，旨在通过气候外交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两个视角，审视中欧美双边和三方关系的动态，探索中国、欧盟和美国作为气候三巨头如何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推动全球合作。苗绿：亲爱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是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我谨代表全球化智库（CCG）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CCG是全球公认的中国智库之一，也是最大的民间智库之一。自2008年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研究全球化和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作用。我们从2018年开始成为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合作伙伴，在2019年、2020年、2023年连续和慕尼黑安全会议共同主办了多场边会。我记得在2020年，就在这里，我们邀请了约翰·克里先生。他就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接触的重要性发表了精彩演讲。有趣的是，去年，我们再次来到慕尼黑安全会议，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问题进行了后续讨论。在座的一些嘉宾也参加了讨论。事实上，去年 9 月，我们还在CCG组织的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举办了一次圆桌会议。难得的是，我们邀请了欧盟驻华大使、美国驻华大使以及几位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大使坐在一起，呼吁加强领导力，为所有人创造可持续的未来，并呼吁加强气候变化合作。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年度报告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必须避免因全球秩序破裂而导致更多的双输局面，这是完全正确的。报告鼓励我们所有人更加努力地思考如何才能停止恶性循环。我们衷心希望气候合作能够成为地平线上的一线曙光。因此，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如此杰出一群嘉宾与我们共聚一堂。请允许我介绍其中几位。因为时间有限，请大家自行查阅名单，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共同主持人、慕尼黑安全会议副主席Rainer Rudolph大使的光临，他就坐在我身边。让我们热烈欢迎鲁道夫大使。 Rainer Rudolph：谢谢你，苗博士。感谢您和王博士再次在慕安会共同主持这次活动，把讨论带到这里，把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苗绿，你已经提到了我们在本次慕安会周开始时发布的题为 “双输”的报告。我建议大家将全文通读。不过，你提到的 “双输”问题，即缺乏国际合作的现象在蔓延，确实是我们在筹备这次会议时所确定的核心挑战之一。因此，我认为你们关于气候政策合作的活动非常重要，因为气候变化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一个挑战，我们谁也不能否认或逃避。因此，我认为我们在这里进行讨论非常好。当在其他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之时，气候问题往往能够促成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坦率地说，我有点怀疑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因为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对其他政策领域产生影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同样会影响我们在气候政策方面的合作。在座的每个人都记得，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之后，中美之间的合作受到了冲击，而这一问题显然在上届会议之前得到了解决。但是，这仍然提醒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中国、美国和欧洲在气候合作、国际气候问题的合作，三方并不一定会自动发挥作用。现在，我认为有很多载体，我们可以从合作是必要的这一普遍事实开始。在座的许多人都比我更了解这一点。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感谢你来到这里，把我们大家召集到一起，在这里进行讨论。苗绿：谢谢大使。下面有请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会长王辉耀博士致开幕词。王辉耀：好的，非常好。谢谢你，苗博士。同时也非常感谢Rudolph大使的参与，以及所有贵宾和本次圆桌会议的朋友们。我们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真的很重要。这确实是一个全球的里程碑。我认为，慕安会可能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重要的安全会议，而且多年来，其范围也在逐渐扩大。现在，安全不仅仅局限于国防，还扩展到气候、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和许多其他领域。但我认为，气候是人类面临的最共同的威胁，希望它能超越地缘政治分歧，超越我们必须真正共同努力的所有分歧。为此，中国、美国，当然还有欧盟，作为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和占全球排放量 40% 以上的国家，必须真正携手合作。为此，全球化智库（Center of China and Globalization）和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决定以 “中国、欧洲和美国（Chin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大国时代的气候合作”为主题展开讨论。我们现在就看到了这一点。但同时，我们也很高兴在座的有许多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朋友。显而易见，2024年是一个重要的选举年。这将如何改变我们对气候和所有这些我们希望合作的所有事情的偏好？华盛顿、北京和布鲁塞尔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影响这种合作？那么，看看中国、欧盟和美国的国内绿色转型议程，有哪些共同利益？当然，世界三大经济体接受三边气候合作的条件是什么？我认为，鉴于我们是三个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三个最大的污染排放国之一，我们可能必须在这方面起带头作用。那么，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呢？还有，我们现在缺乏强有力的全球治理，这对安全有什么影响？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可能的多极世界，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却没有达成强有力的共识。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要讨论的领域。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中国智库，我认为美国、中国和欧盟应该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努力。特别是在绿色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我们都有不同的基础设施计划。我们如何在这方面真正开展工作非常重要。因此，我们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这些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以及我们如何合作。还有清洁技术，中国在这一领域占有领先地位，我们如何将其转让给发展中国家？此外，欧洲和美国在绿色技术方面也相当先进。我们如何才能将这些技术转让给全球南方国家？还有，金融和保险行业的改革与升级：我们如何加强行业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为这场新的气候战争进行全球融资？还有行业标准制定、可再生能源研发的作用等等。可见，有很多很多问题等待我们的讨论。各位杰出专家与我们一起在这里参加本次圆桌讨论。这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中美欧气候变化圆桌会议之一，尤其是以中国为主题。因此，我们非常感谢慕尼黑安全会议对制定这一议程的支持。我在今天下午还会主持一场会议，会有主旨发言。之后，我们还将进行开放式的圆桌讨论。然后，我们会认真做好记录，吸取大家的智慧、意见和建议，这样，作为智囊团，我们不仅可以向大家汇报，还可以在今后的会外活动中加以改进。我就说到这里。我的发言不会太长，但我希望大家能提出一些主旨意见。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 3、4 分钟的发言时间。之后，我们就开始讨论。如果你想发表意见，也可以举手。首先，我想请格雷姆发言，他是肯尼迪学院的老院长，也是一位伟大的合作推动者。我知道您下个月会来北京。我们期待着你的到来。请您先开始。格雷姆·艾利森：我当然乐于参与。气候问题是竞争与合作的舞台之一，我对这个话题十分关注。但气候不是我的主要课题，我主要关注地缘政治。但我要说的是以下几件事。首先，在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约翰·肯尼迪变得更加善于反思。他认为有三分之一的可能，这次危机将以核战争结束，这将杀死几亿人。这让他开始思考，我们到底在做什么？这样做有意义吗？因此，在他被暗杀前五个月发表的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讲中说，我们在冷战时期制定的路线，他并没有放弃他对冷战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信念，但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必须集中精力 “建设一个安全的多元化世界”。很多人问，为什么？这在多样性成为当前话题之前就提出了。他的意思是，一个邪恶帝国应当在一个良好的框架里尽可能多样化，因为那种会将人类摧毁的另类战争——核战争是不可接受的。最终，罗纳德-里根在一个著名的声明中抓住了这一核心：核战争不可能获胜，因为到最后，国家会被摧毁，所以决不能打。我们逐渐明白，MAD（同归于尽）意味着里根是对的：它是无法对抗的。双方都必须约束自己的行为，并找到合作的方式，即使他们在内心深处都想埋葬对方。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中美之间的竞争，这就是核MAD的一个版本。但我要说的重点是：我一直在探索的第二个想法可能被称为 “Climate MAD”，即 “气候同归于尽”。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处在一个小气候下。这是一个封闭的生物圈。我们知道每一种温室气体都会进入同一个生物圈。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欧洲，都有可能在几十年内使整个生物圈变得不适合我们居住。因此，如果我的生存，需要我找到一种方法来限制我的温室气体排放，并说服你，与你合作找到一种方法，让你限制你的温室气体排放，那么对于人和国家来说，生存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动机，尽管我认为这里有一个想法的线索实际上是激励：事实上，美国和中国已经找到了他们的方式，尽管合作受地缘政治影响。《巴黎协定》之前的中美协议是《巴黎协定》的重要基础。即使在最近一段时期，正如你们在COP28上看到的，美国和中国也一直在合作。这是第一点。我想说的第二点，有点像另一个方向。我，至少在哈佛大学的人群中--Delphi中心和肯尼迪学院--被认为是一个气候怀疑论者，因为我试图提出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我想说的是，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也希望别人能说服我。我认为，除非技术进步能够满足人们对能源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又是保卫他们的余生所必需的，否则这确实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仅仅告诉人们勒紧裤腰带，我认为这大概率不会有实际效果。好消息是，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而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因此，如果你看一下几乎所有的主要技术，中国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我在去年，也就是可持续发展大会的前一年，写过一篇文章，“美国的绿色未来会是红色的吗？” 因此，在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等所有绿色技术中，中国都占了70%的份额，而且中国在供应链和产品方面都占据主导地位，其生产成本仅为其他市场的一半。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最近在一月份的投资者电话会议上表示，除非没有保护主义，否则比亚迪及其在中国的其他竞争对手，将赶走世界上所有其他汽车公司。由于汽车公司在美国和德国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我认为这最终将成为一个产生摩擦的领域。也许我的这些讨论足够抛砖引玉了。 王辉耀：好的，谢谢你，格雷姆。当然，你提到了合作和竞争。所以，让我们比高不比低。我同意我们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且我们必须真正利用人类所能开发的所有技术，真正地携手合作。这正是本次圆桌会议的目的 -- 激发讨论，达成共识，找到合作的方法。因此，我要感谢你们为此提出的意见和做出的贡献。坐在我旁边的是詹妮弗·摩根（Jennifer Morgan）。我也很感谢你的到来。珍妮弗是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兼国际气候行动特使。所以，我们很高兴您能来，我也想听听您的意见。谢谢。
Daniel KURTZ-PHELAN：谢谢你，王博士。我是一名编辑，所以，王博士，请原谅，我忍不住要拿笔在本场会议的副标题上写一个词，那就是“合作”。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合作是件坏事，也不是因为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没有合作的空间，而是因为如果我们把合作定得那么狭隘，我认为我们最终会失败。如果这成为中国、美国、欧洲和印度等其他主要行为体的选择，如果这是在有效管理气候变化的合作与气候灾难的竞争之间的选择，我认为我们几乎肯定会以竞争和气候灾难告终。因此，我认为，与其把这个问题仅仅看作是我们如何找到双赢合作的问题，不如把它扩大到我们如何实现双赢竞争的问题。“共生竞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将会有一个更广泛的竞争或斗争框架，或者我们想用什么词来形容它，那么现在我们就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创建规范和结构，以便在合作难以达成的情况下也能有效地管理这些问题。我认为，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美中关系，当我们回到拜登总统和习近平总书记11月在旧金山伍德赛德的会晤时，一些评论认为美中关系又回到了积极的轨道上。但当你与人们交谈时，我认为在两国政府中，他们谈论这次会晤的方式确实很清醒。我会见的贵国政府和我国政府的人都是如此。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这并不是要把两国关系拉回到合作的轨道上来，而是要在某些方面相互接受较低的期望值。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低期望值确实是一种美德。我认为，美中关系中问题最多的时期其实是希望与痛苦失望的循环，以及在这些时期出现的不稳定和相互指责。我写过一本关于冷战早期版本的书。我认为近几十年来也是如此。因此，我认为这个低期望值的时刻实际上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养成在没有酿成灾难的情况下进行竞争的习惯—借用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政府任职前一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找到那些不需要合作但仍能让我们应对这一根本性的共同生存威胁的习惯和结构。在我看来，伍德赛德峰会最重要的两个成果是军事和人工智能。你知道，这两项成果都不是关于合作的宏大愿景。它们都非常务虚。但我认为，只要建立起这些非常基本的结构，创建渠道和沟通，努力避免最坏的结果，这才是现在需要关注的重点。所以，如果我能用我的红笔在你的副标题上写一下，这是我想做的一个改动。王辉耀：谢谢你，Daniel。其实，我们说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要知道，竞争是最好的良药。人类在竞争中茁壮成长。它是治疗所有低效的最好良药。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谈的太多的是竞争，而不是合作。这就像格雷姆提到的。因此，我们希望重新关注合作。我同意你的观点，竞争是绝对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良性竞争。接下来，有请贾斯汀·瓦伊斯博士。他是巴黎和平论坛的创始人，也是《巴黎协定》一词的来源。也许你可以谈谈。贾斯汀·瓦伊斯：谢谢你，亨利。我刚才看了一下名单，我的邻座杰森被跳过了。王辉耀：稍后，他会发言。
Elizabeth C. ECONOMY：谢谢你，王博士。实际上，我是在商务部工作，担任商务部中国顾问，澄清一下这一点。我只想简单说三个问题。我认为你刚才提到的一点是平行轨道。显然，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仍在寻求从美国转让一些技术，就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情况。但我认为，例如甲烷协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设定目标，设定实现目标的基准，制定自己的甲烷减排路径。这说明合作的共同标准很低，而且能发挥实际作用。因此，我认为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第二，杰森，我们听到有两位嘉宾都谈到了公平竞争的问题。你刚说这是保护主义，对吗？但我认为，当我们谈论电动汽车时，这不仅仅是美国或欧洲潜在的保护主义，还有（来自中国的）大规模补贴的因素。因此，我认为，为了明确其中的因果关系，这不仅是美国和欧盟方面的保护主义，也是对中国这些创造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政策的回应。这些保护主义的政策只是为了让之前的情况恢复平衡。总之，我只是想说说这个问题。我还有第三点要说。本着乐观的精神，我想说，看看特朗普1.0时期发生了什么，如果他再次当选，你会发现，在他任职期间，只有一年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际上是增加的，这种情况可能与新冠疫情有关。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即中国现在的排放量是否也会有新冠疫情的因素在，以及中国现在的经济生产率是否偏低。因此，如果中国经济反弹回升，我们是否会再次看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幅增加。我认为，只要我们继续投资建设新的火力发电厂，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但我想说的积极方面是，如果大家看看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是否有机会在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中植入足够多的政策锚点，这样，无论特朗普政府做出什么改变，我们仍然会保持现有的轨迹，大多数美国私营企业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做法，这样他们就不会突然倒退，说：“哦，是的，现在我们可以再做所有这些坏事了。”我认为这一点是十分乐观的。王辉耀：谢谢你，Elizabeth。实际上，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但还是希望各位行业代表都可以提供一些意见。
Michael DENISON：我只说三点。我叫Michael DENISON。我是英国石油公司国际事务负责人。第一点，实际上合作正在发生。中国公司和西方公司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合作。他们在一起开展联合项目。所以并不是没有合作，合作已经在发生了。第二点，伍兹教授说得很对，我认为欧洲不可能通过管制来取得清洁能源的胜利。它必须让市场发挥作用。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技术对这一点至关重要。第三，没有中国，我们无法实现这些目标。如果没有中国的投入，不仅是排放方面的投入，还有技术产业方面的投入，我们就不能实现这些目标。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乐观的信息，因为私营部门的资本正在大量释放。这是完全正确的。资本丰富而可用。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部署呢？可能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监管环境不是很有利。王辉耀：好的 我知道有一位来自 CGTN 的观察员。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CGTN：谢谢你，王博士，谢谢CCG。我是CGTN的记者。气候变化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我的问题可能很笼统，请大家指正。第一个问题，今年的安全报告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气候变化的后果。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显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尽管如此，中国的碳排放量可能会比预期提前几年达到峰值，在座的很多嘉宾都知道这一点。去年，中国首次新增了 30万兆瓦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能力。它的低碳发电能力足以满足中国每年增加的电力需求。所以我想知道，你们如何看待中国在这方面对世界的贡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乌克兰和加沙危机显然占据了西方媒体的头条，这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那么，如果像这样的传统安全问题不能被很快解决，你们期望如何解决像气候变化这样的非传统威胁？谢谢。